五四时期的重要报刊

《新青年》1915年9月创刊于上海。月刊。初名《青年杂志》，从1916年9月出版的第2卷第1号起改名《新青年》。《新青年》是五四时期最重要的刊物之一。初期由陈独秀主编。发表在1卷1号的具有发刊词性质的《敬告青年》一文，向青年提出了六项希望：“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隐退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并告诫国人：“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这是《新青年》第一篇纲领性文章，它旗帜鲜明地揭橥了民主、科学两面大旗，并由此拉开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序幕。发表在该刊的陈独秀的《宪法与孔教》、《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易白沙的《孔子平议》，鲁迅的《狂人日记》、《我之节烈观》，吴虞的《吃人的礼教》等文，以“德赛二先生”为武器，向封建主义的旧制度、旧道德、旧礼教发起了猛烈攻击，成为20世纪中国思想史上反对封建旧传统的丰碑。为了宣传新文化，《新青年》还提出了“文学革命”的口号。发表在该刊的《文学改良刍议》和《文学革命论》，大力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从4卷1号起，《新青年》改用白话文，采用新标点，并开始刊登新诗、新小说，迈开了建设现代文学的新步伐。《新青年》对民主、科学的张扬，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唤醒了广大青年追求新思想的热情，为西方各种新思潮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条件。1918年11月出版的5卷5号，发表了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歌颂俄国十月革命，欢呼社会主义革命新时代的到来。此后，《新青年》开始宣传社会主义，宣传马克思主义。从1919年出版的第6卷起成立编辑委员会，由陈独秀、钱玄同、高一涵、胡适、李大钊、沈尹默等分期主编。在李大钊的主持下，《新青年》6卷5号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发表了李大钊的长篇论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第一次较为系统地向国人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阶级斗争学说和历史唯物主义三方面的基本观点。从1920年出版的第8卷起，《新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机关刊物，开始大量译载国外报刊有关苏俄革命的理论和苏俄政府的情况，并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解释社会主义，驳斥非马克思主义。1922年7月，《新青年》出完第9卷后休刊。1923年6月，续出季刊4期，并成为中共中央理论性机关刊物，由瞿秋白主编。1925年4月，又改为不定期刊，期数另起，1926年7月出版第5期后终刊。

《每周评论》1918年12月创刊于北京。由陈独秀、李大钊发起并主编。《每周评论》为五四时期重要的政论性刊物。该刊采取小型报纸的形式，每周日出四开一张，分四版，内设国外大事述评、国内大事述评、社论、文艺时评、随感录、国内劳动状况、评论之评论、读者来论、新刊批评、名著等栏目。密切关注国内外重大政治事件的发生、发展，并及时地加以报道和分析，是《每周评论》的基本特点。《每周评论》创刊后，正值国际上即将举行巴黎和会之际，该刊发表了大量的时评，对这次“和会”进行了报道和分析。五四运动爆发后，该刊从第21号起，连续5期用全部或大部的篇幅详尽地报道和评论了这一伟大的爱国运动的进展。在时事报道和评论中，《每周评论》声张正义，宣传反帝爱国思想，在动员民众参加反帝反军阀斗争中起了重要的舆论引导作用。《每周评论》对当时国内文化思想领域的激烈斗争也予以了广泛的报道。第17、19号还特意增出“对于新旧思潮的舆论”附录一张，批判了以林纾为代表的封建顽固思想，歌颂了新文化运动和各种新思想。胡适在第31号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受到李大钊的驳斥，由此引发了一场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论战，在五四思想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由于《每周评论》以犀利的时评，抨击旧政府，宣传新思想，1919年8月在出版第37号时被北洋军阀政府查封。

《晨报》《晨报》的前身为《晨钟报》，1916年8月创刊于北京。1918年12月改称《晨报》。《晨报》从创刊起就设有副刊性的第七版，但内容仍未脱出旧式副刊低级趣味的窠臼。1919年2月7日，《晨报》在李大钊的帮助下，发布“改良预告”，宣布将第七版副刊大加改革，增加“自由论坛”和“译丛”，以介绍“新修养、新知识、新思想”，从而使《晨报》副刊一举成为五四时期宣传新思想、新文化的重要阵地。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是《晨报》副刊改刊后的一个重要内容。为纪念马克思诞生101周年，《晨报》副刊从1919年5月5日起，创辟了“马克思研究”专栏，翻译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论著，其中包括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的最早中译本。该栏目与《新青年》的“马克思主义专号”彼此呼应，对马克思主义在五四时期的传播起了重大作用。《晨报》副刊还对其他西方新思潮作了大量译介，尤其对杜威来华所作的演讲，作了详尽的刊载。1921年10月12日，《晨报》副刊在鲁迅的帮助下，改称《晨报副镌》，以四开四版的单张出版，名噪一时。此后，《晨报》副刊继续宣传新思潮，刊载介绍苏俄十月革命和列宁的论著，并在1923年11月出版“俄国革命纪念专号”。与此同时，开始大力提倡新文学，首次发表了鲁迅的《阿Q正传》，还译载了大量近代世界著名作家的作品，如高尔基、普希金、托尔斯泰、莫泊桑等人的小说，莎士比亚、歌德、惠特曼等人的诗，对中国新文学的发展，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在《晨报》副刊改革的影响下，一些报纸也纷纷改革副刊。如《民国日报》取消原有的副刊《国民闲话》，改出《觉悟》；《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也实行革新，开始宣传西方新知识和新思想。这些副刊与稍后出版的《京报副刊》一起，并称为五四时期“四大副刊”。1925年后，《晨报》副刊为新月派所掌握，思想逐渐趋于保守。1928年6月停刊。

《国民》1919年1月在北京创刊。初为月刊，第4期后，由于经费等原因，为不定期出版。发起者和编辑者为北京的青年学生，主要成员有邓中夏、黄日葵、高君宇、马骏等人。《国民》是五四时期以政论为主的综合性杂志。它以增进国民人格、灌输国民常识、研究学术和提倡国货为宗旨，设有政治经济、思想社会、哲学历史、教育、通讯、国内外大事记、散文、小说、诗词等栏目。由于撰稿者多为激进的青年学生，因此，该刊具有鲜明的反帝爱国色彩。发表的政论文章，倡导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对华侵略扩张政策。李大钊对《国民》的出版曾给予了积极的支持，前后在该刊上发表《大亚细亚主义与新亚细亚主义》、《再论新亚细亚主义》两文，尖锐地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亚细亚主义”的侵略本质。五四运动后，《国民》开始宣传马克思主义和苏俄的情况。曾刊载了李泽彰译的《共产党宣言》第一章，费觉天译的《马克思资本论自叙》，并介绍苏维埃俄国的经济组织和新农制度。与此同时，也刊载了不少宣传其他社会主义流派的文章，如黄日葵的《新村之说明》，介绍了日本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周长宪的《劳工之意义及价值》，介绍了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M．L．的《我不满意“法律”》，宣扬了无政府主义。这些文章的发表，促进了五四后新思潮的澎湃。更具意义的是，《国民》杂志的作者，还以亲历五四运动的体验，倡导知识分子应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共同担负改造社会的职责。许德珩在2卷1号上发表的《五四运动与青年的觉悟》指出，“知识阶级与劳动阶级的大联合，是民众活动和民众政治实行的第一步，是打倒军阀政府，解除社会上种种纠纷的根本办法”。随着各种思潮的激烈斗争，《国民》杂志社的成员出现分化，一些骨干分子相继离开刊物。1921年5月，《国民》在出版完2卷4号后停刊。

《新潮》1919年1月创刊于北京。月刊。发起人有罗家伦、傅斯年、徐彦之、顾颉刚、吴康等人。五四前，由傅斯年、罗家伦、杨振声主编；五四后由罗家伦一人主编。《新潮》为北京大学的学生刊物，辟有哲学伦理、政治经济、教育、语言文学、诗、戏剧、书报评介、通信等栏目。出版初期，曾得到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独秀和文科教授胡适的支持。该刊以“TheRenaissance”（文艺复兴）为英文名，表明了力图启蒙民众思想的主旨。《新潮》以民主、科学精神为武器，从一开始就举起“伦理革命”和“文学革命”的旗帜，发表了大量富有战斗性的文章，如所刊载的《人生问题发端》、《万恶之源》、《吾国今日道德之根本问题》等文，积极提倡个人自由和个性解放，批判封建的“纲常名教”，痛斥封建家庭为“万恶之源”。与此同时，还大力倡导白话文，并翻译了易卜生、萧伯纳、托尔斯泰等人的文学作品。《新潮》对新伦理、新文学的宣传，有力地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进一步发展。五四后，由于编辑人员纷纷出国，该刊由政论性的刊物逐渐改变为学术性刊物，重在介绍国外各种新学科。1922年，《新潮》把3卷2号辟为“名著介绍特号”，介绍了爱因斯坦的《相对原理》、威尔斯的《世界史大纲》、杜威的《哲学改造》、劳斯的《社会学原理》、华特生的《行为主义的心理学》等著作。1922年3月，《新潮》出版3卷2号后停刊。